上个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季，中国历史翻过新的一页，方增先由浙西浦江的山村进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开始，他并未抱定对于绘画艺术的高远志向，但却表现出了优异的造型秉赋。1953年，当时的学院选择一批受过写实训练的优秀毕业生充实新成立的彩墨画系。他们立刻被派往敦煌等地，参加了民族绘画的追踪与考察，同时又向潘天寿先生、黄宾虹先生求教，开始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长期学习和深入研究。这一举措直接催生了新浙派人物画的诞生。方增先正是由于这次选派，从学习油画而被推向中国人物画的艺术生涯。1955年，方增先创作了《粒粒皆辛苦》这件主题性现代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从此，以现代的笔墨语言来表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成了方增先艺术创作的重要课题。在思索如何丰富人物画的笔墨时，他又将目光投向花鸟画。他抓住在上海画院进修的机会，向吴昌硕的传人王个簃先生请业求教，并悉心揣摩晚清海上画家任伯年的造像之法。他别具匠心地将任伯年的灵秀洒脱与吴昌硕的沉厚凝重交织在一起，组成笔墨表现的生动方式，使之更适合于充满时代气息的农村生活题材。十年磨一剑，1964年，方增先成功创作《说红书》，再次摄取生活的生动瞬间，来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气质。此后方增先又创作了《艳阳天》组画。在这一个又一个血肉丰满、形神兼备的农民形象中，方增先集中地体现了新浙派人物画的特征。

上世纪80年代初，方增先调往上海。这使得他一方面更接近曾经给过他养料的海派绘画，另一方面也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创作空间中。“文革”后打开的国门，复苏的文艺界，世界性的当代艺术风潮给了这位生活和艺术的敏感者以强烈冲击，表现主义的绘画手法深深吸引了他，方增先开始酝酿新的探索和尝试。1986年，方增先创作了《母亲》，这是他水墨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他还画了大量变形写意的白描古装人物绘画。方增先一方面从积墨与白描、从墨与笔的极限表达中，另一方面从怀古题材和藏民题材的迥然不同的气息中，两端深入，酝酿一场笔墨的自我革命。2001年，方增先又开始将目光回到身边的生活。他在用积墨的方法创作了《大山的回忆》等一批力作的基础之上，画了《闲看行路人》、《家乡板凳龙》等作品。

方增先的笔墨揭示了他作为一个艺术生命的始终不渝的追索者的形象。首先他从线和墨的写实体系，向着笔与墨的表现体系演进。从《粒粒皆辛苦》的隽淡开始，经过《说红书》的丰富层次、《艳阳天》的华润潇洒，转向《母亲》的深厚，又直入《家乡板凳龙》的沉郁凝重。方增先甚至在努力实践着让黄宾虹的浑厚华滋与潘天寿的博大霸悍在人物绘画上，会师聚合而成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与此同时，方增先还从早期的写生速写型的人物处理，向着形象的整体塑造改变。近几年，方先生总是强调人物的形体需要“背”。“背”什么？造型法则。不仅“背”人物的解剖结构，人物的形体特征，而且“背”人物的造型取象之法，“背”人物与画面诸物浑然相合的处理方式，“背”人物融化在诗意境域之中的陶然相忘。方增先一系列生动而简远的怀古题材绘画，无不体现了这种“背”的内涵和诗意。方先生就是要通过这种“背”，让笔锋进入相忘之境，让人物“生活”起来，随着不同的传统诗意，涌现出一个个陶然忘机的得意之像。

笔墨的变化，造型的变化，背后是意趣的变化。方先生从瞬间的捕捉向着隽永的表达改变。在《粒粒皆辛苦》、《说红书》中，方先生表现出突出过人的抓瞬息、抓情韵的能力，经历了生活和生命的淘洗，逐渐地变化为《母亲》和《家乡板凳龙》中某种沧桑与隽远同在的意趣，某种苦味与意味共存的追求。这种意趣和追求一方面是那颗活泼生命对荒寒和拯救的渐悟和凝视，另一方面是对绘画的更大的精神容量和自由表达的不懈追索，是表现画外意境的终身使命。方增先开创了一条当代中国人物画家独具生面的道路。这条路既塑造方增先自己，也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变革创新提供了杰出的典范。

笔墨生命五十年。方增先先生以他不凡的生命激情来推进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和发展，催生自己的独特而丰满的笔墨世界。这个生命与笔墨交织在一起，纵贯五十多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风采，一个民族的使命和希望。